就此而言，应责是一个关系概念，连接应该提供说明的人和有权被提供说明的人。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已经清晰表达了应急手段应追求手段适当性和最小侵害性的意涵。因此，公权机关在考虑是否发布信息时，如果还要以完全的确定性和准确性作为第一要务，就会大大延宕信息发布，个人也因此丧失了依据信息指示，进行及时有效防控的可能。

[14]此外权利侵害的具体样态，例如是全然剥夺还是部分限制，侵害时间持续的长短等，也是权衡权利侵害严重性的重要因素。相比默许酒店一律拒绝湖北人和武汉人入住而毫不作为，这些尝试显然更符合法治精神。[25]合目的性又包括目的的明确和受目的约束，其要求公权机关必须首先明确规定搜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原则上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之目的而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从法律保留角度而言并不妥当。除实质理由外，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一般还需法律的形式依据。

这一原则同样要求公权机关在搜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注意行为手段与目的的关联性，即这种搜集和使用都必须控制在对保护公益所必要的限度内。同理，对于湖北人和武汉人而言，其平等权以及在平等权上附着的基本生存保障并不应是不经考量就可随意牺牲的法益。环顾当下我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现象乃是盛行已久、司空见惯之常态。

从立法之法理上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应该是越细越好，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立法思路，在二十一世纪之今日不应继续适用于这两部宪法性的组织立法。当然，这是另一问题，本文就此打住。这表明，尽管《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此次修订是立志于大修，但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思维惯性，并未真正达到大修之目标。跟《检察官法》一样，其绝大多数规定都是重复现行《宪法》《法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上的相关条款。

但这样一来，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数量的规范化问题就变得愈加复杂。在国家立法过程中同样要严格遵循这两点，这就要求法律规定本身不能政治化，那些规范性缺失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目标等内容要避免进入宪法性的组织立法中。

让被规范对象不知该当何为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规范条款，实质是在规范与事实方面皆无效的法条，它们今后被修订甚至被废止，乃是其躲不过的必然宿命。是故，提请免除的主体不应是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它与实施免除行为之主体不应为同一个主体。此等立法事实揭示，复述性法条现象不只是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大量存在，它堪称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通病。在法学方法论上，此类规则属于典型的构成性规范。

《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均被修订了两个条款，分别为第12条第1款、第51条和第13条第1款、第54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由于此等法条检索起来非常简单（如百度一下就知道），在此就不一一照搬过来，以节省篇幅。但如果这种转变出现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等组织性立法上，那就明显违反组织性立法之规范要求了。

遴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负责法官人选专业能力的审核。[10]按照美国分析实证法学家霍菲尔德的概念分析，与此授予法官和检察官权力的构成性规范相关联的概念是责任（liability），而不是权利（right）、特权（privilege）或义务（duty）。

[1]新修订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已于2019年10月1日生效实施。比如《检察官法》第 18 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碍于篇幅就不在此逐一列举分析了，且把它们一网打尽地全部列举出来本身亦无多大意义。如何消除其不良影响，我们法律人当寤寐求之。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法官助理队伍建设，为法官遴选储备人才。[34]大修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对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依然如此之轻描淡写，这预示着《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并未完全反映当下我国有关司法改革的政治共识，此诚遗憾之至。三、司法机关以外其他机关之法规、诉愿审议委员会委员或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委员。众所周知，拥有受过法律职业教育的助理协助其工作，乃是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的标志之一。

台湾的此等立法例，实乃值得我们在确定法官和检察官员额数量认真参考借鉴。其二，法官能做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法官的司法裁判权是一种被动消极性的判断权，没有人到法院起诉，法官就不应该主动上门揽案。

此等无头型法条，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执行注定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问题。因为法官和检察官手上无钱无权去做这种增强和推进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走上街头搞普法宣传或到田间地头送法下乡，那也会影响到他们本职工作任务之履行。

与此同时，现行《宪法》还从反面规定包括法官和检察官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承担被申诉、控告或检举之后果。[25]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

此等员额数量问题应该是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予以规范确定的议题。[40]该等奖励主体不明的无头型条款规定，很有可能会刺激法院和检察院种种奖励乱象的进一步升级。[13] 法官和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具体如何组成及其具体如何运行，对于遴选结果至为关键，相关研究可参见刘练军：《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初探》，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四）《法官法》第 58 条第2款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检察官法》第 59 条第2款规定检察官的工资制度，根据检察工作的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

由此可知，《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以案释法之义务规定，事实上是毫无新意的基本职能内容概括。然而，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又确实如此，此诚令法官和检察官失望之至。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个开始。由此可知，有关此条之规定，此次修订时对原有规定并未作任何实质性的修订。

对于不同级别检察官的任职资格分开规定，从技术上说才是最优方案，以后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容易操作，从而避免执行时需要立法者进行再解释。[30] 法官、检察官放下手中的案件去送法下乡或上街普法，此乃至为明显的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这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出现所谓案多人少的原因之一，受法学界诟病已久。

是故，对于此等无头型法条，最好的方式不是为之装个头，将之激活，使之产生应然的法律规范效力，而是直接废除之。一般而言，是先有这种构成性规则，之后再有行使执法权的法官和检察官及其履行职务行为。其实，将之称为复述性法条还算是婉转的说法，之前还有学者将此类法条称为照抄型僵尸法条。但按照常理提请免除之主体和实施免除行为之主体，应该不是同一个主体。

[4] 堪称吊诡的是，此次修订在大幅度增加条款内容的同时，又对原来的章节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35] 葛云松教授曾把那种不具有法律性质的‘法律条文称为‘僵尸法条，并将貌似事关重大、理论深邃，其实没有构成要件部分，因此毫无作为行为规范或者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称为无头型僵尸法条。

既然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本身的规定是如此之简略，那在司法实践中就只能引用其他的规范条款，尤其是借助于临时制定的红头文件来助攻实现其预设的规范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等规范条款实乃毫无意义之废话。

如果这个发现主体就是后面所说的任命机关，那该等规定的意思就是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条件任命法官、检察官的，做出该项任命的机关一经发现，就应当撤销该项任命。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都是秉持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理念。

(责任编辑：蔡立儿)